錯愛

香港市民將爭取民主寄托在三個名嘴身上，是錯愛。

大班與商台的解約風波，誰對誰錯？其實錯不在商台，錯亦不在大班，錯在感性多於理性的香港市民。

飛哥說得對的是：「….. 解約便算數，不用將捍衛言論自由責任推在我們三人身上…...」說得不對的是；「…..商台忘恩負義，過橋抽板…..」過去十年，茶杯裡的風波帶給商台全港廣播節目最高的廣告費，但亦為大班帶來「十時前特首」的名和利，互惠互利的關係，說不上是誰欠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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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是一公器。要求享用大氣波段的人比一般人多一點承擔，並不為過。如果每個民意領袖都害怕廚房太熱，市民是不是應該感覺到所托非人，大班和毓民不止一次說他們不是英雄，亦不想做英雄，市民聽得進耳嗎？

「以爭取公義為口號的電台主持人，稱感到安全受威脅而去職離港，卻又不報警，欠香港人一個交代，也讓香港整體揹上失去言論自由的黑鍋。」這是張志剛寫在五月三十日《亞洲週刊》，亦是商台今次和大班解約所持的理據。理性地看，並不全是悖理。三位名嘴因言論受壓離開直播室，他們是受害者，這點是應該被肯定的，即使他們沒有訴諸警力，benefit of doubt應該歸於他們。

同樣我們應不應該給俞小姐benefit of doubt呢？與俞小姐素未謀面，但據一些我認識的傳媒朋友兼與俞小姐相知甚深的人，俞小姐的確是一個聰明人，今次高調處理解約事件，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一時衝動乎？是經濟考慮乎？是政治受壓乎？抑或是俞小姐所說般為捍衛言論自由？民意似乎偏幫大班。

事情發展鋒迴路轉，我的感覺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太多的計算往往弄巧反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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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心態，一直是中國人進步的絆腳石，當敵人的大炮距離尚遠時，往往義憤填胸，一旦炮口對著自己，便逃之夭夭，
既沒有冷靜客觀的全盤計劃，亦欠缺超越個人利益的承擔。我認為現今的傳媒明星，令香港在有限度空間下推動民主時間表，押後而不是推前，他們充其量是突出個人風格為主，為中國人謀福祉為副的逃兵而已。

在今天一黨專政下的中國推動民主事業，是既孤獨復艱巨，說的是在一國兩制庇蔭的七百萬人與共產黨統治下十二億人口的辯證，豈是一些求舒服，享受友情多於理想的人背負得起？香港太多人一手拿著太平門鑰匙，一手拿著擴音器舞動群眾情緒。

民主故不是西方特產，當權者向民間反對聲音施壓，也不是中國的專利，英美民選政府向民間團體威迫利誘，例子更是磬竹難書，這根本就是遊戲規則。

不想否定名嘴的價值，在某些社會活動中，例如去年的SARS事件，他們都積極發揮監察政府的作用。關鍵在於，市民加在他們身上的冠冕和期望，他們負擔得起嗎？名嘴們其實心中明白，所以我的遺憾不是為他們而發，而是為香港市民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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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張報紙七月二十日港聞版的標題：「烽煙節目欠火花，學者恐流失聽眾；商台改風格，捨感性要理性。」我看後感慨良多，不知從那時開始，我們的飽學之士和民意領袖，著緊的是票數而不是質素。轉軑亦變成十惡不赦，其實這幾年香港和神洲大陸的變化，說得上是翻天覆地，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調整自己，給人家亦給自己一個機會。 擇善固執固然是好(支持六四平反是其一)，但是誰又可以代表不變的真理呢？ 香港人神經線之脆弱和敏感，歸根結底，是這幾年經濟低迷，加上先天心理拒共，對一人一票的訴求，已像小孩爭糖般，愈是得不到的愈想要。社會事件輒就與言論自由扯上關係，轉軑的帽子更是滿天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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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一個需要英雄的國家是悲哀的，一個需要名嘴的社會又是什麼呢？董先生和北大人，你們是怎樣搞的？


2004年8月16日刊登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