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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國安時代的香港文化發展

我是一個肚裏沒有甚麼墨水,卻喜歡看閑書尋真相的讀者。看書沒有甚麼系統,據前輩所言,這是事倍功半。這次外遊連檢疫接近三個星期,偷閒啃了十餘本書,都是上機前隨手從書架上抽一些買了一段時間卻沒有機會讀的。返港後,朋友問我看了甚麼書,我碰碰撞撞,倒理出一點脈絡。 我首先看的是數本余英時教授的作品和訪問錄,一個重覆的主題是儒學在不同政治環境下的發展。怎樣的政治土壤,便會孕育怎麼的文化。清代考據學盛行,是因為朝廷動輒興文字獄,所以人們為免得咎,便改為研究古籍真偽。余先生在《中國文化史通釋〔新版〕》談中國宗教的入世轉向,余說: 原始的印度佛教本是極端出世形的宗教,本來和中國人強烈入世心理是格格不入的,但魏晋年間,中國大亂,塵世越來越不足留戀,佛教終於乘虛而入,不但征服了中國上層的思想界,而且逐漸成為了中國的民間文化。 之後看蔣頻的《感覺宋詞》,書中提到宋代的偏安文化,軍事上的弱國卻締造了藝術的高峰。蔣並且重提今天已經入了殿堂的宋詞,其實是昔日街頭巷尾的流行曲。(所以,後期李清照曾經批評蘇東坡不懂音律。) 南宋偏安,國勢比北宋更弱,可是的文人在西湖邊創作了最好的文學,繪畫了最美的畫作。可見,文化創造力最關鍵的是對創作人心靈的尊重,政治現實的種種不快往往可以被暫時擱下。北宋常常忙於戰爭,糾纏於現實政治,在文化上,輸給了南宋。 看龍應台的舊作《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文中提到老百姓的民主不是體現在甚麼選舉制度﹑三權分主等高渺的概念上,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上警察局不用擔驚受怕﹑可以隨時質疑你選出的立法委員為你爭取了甚麼等等。 (於2022年5月29日刊登於明報) (圖片來源: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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