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25, 2010

日本能? 韓國能? 中國能嗎?

由富士康引發的工潮, 聞說已漫延到中國其他省份. 中宣部頒佈命令, 禁止媒體報道罷工事件. 群眾活動可以是很嚇人的, 共產黨是這方面的鼻祖, 當然心中有數(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波蘭工運嗎). 眼前是風暴前的寧靜, 抑或是化作雨點的雷聲呢?

東莞工潮最後會帶給中國產業鏈怎樣的影響, 仍是言之過早. 近月是全國調整最低工資的日子, 很多外資廠家都戰戰兢兢, 害怕弄得不好, 也會成了工潮的受害者, 付稅過百億的郭老闆說要將廠房搬回台灣, 以機械人代替勞工, 希望是氣話.

資本家一直都是把別人剩餘價值撥進自己口袋, 在中國, 這剩餘價值叫廉價勞工. 過去這做法是創富, 今天卻會被標籤為剥削. 為什麼這創富的神話會殞落呢? 有說是因為中國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在深圳的外勞, 即使活像工蟻, 賺的錢卻在城市付一台房子的首期也不夠. 有說是因為一孩政策下, 新一代的中國孩子縱使不是含著銀匙出世, 也是飯來張口, 父母寵愛集一身之輩. 吃苦能力遠遜上一代. 一個比較少人分析的原因是: 高壓的軍事式工廠管理是否適合中國人的民族性呢?

講效率、重服從, 不是中國工廠首創的. 全世界, 論生產線的精密度, 首推日本, 南韓只是東施效颦, 雖然有些地方是青出於藍; 台灣更是“東東施”. 我有一朋友是史丹佛大學工管碩士畢業, 因為仰慕日本的生產技術, 千方百計加入新力(Sony)的日本工廠工作, 做了一年便捱不住了. 他口中日籍上司的嚴厲和工作壓力, 聽起來跟龍華工人遭遇的沒有兩樣. 但日本員工卻接受這是大和民族刻苦精神的一部份. 日本人能、韓國人能, 中國人未來的一代能不能呢?

要解決問題, 一定要全方位思考中國經濟鏈組合; 另方面多做社會工作, 釋放戾氣. 然而, 點出問題的所在, 一點都不難, 難在如何執行, 貧富懸殊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扯平, 一孩政策即使要重新調整, 也是隔代的事情, 中國人的民族性更是數千年積累的. 再者, 中國地域經濟發展差距那麼大, 要由廉價勞力生產進化到高增值工業, 也不是整個國家可以同時做到的.

早些時候, 看到一篇談論工潮的文章, 標題是《靈魂讓生活更美好》,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國輝和博士生程綺瑾. 文章鼓勵樹立關心員工的人文文化. 我覺得這是一個美麗的目標, 但是卻受限於中國社會的整體文明.

從現實的角度看, 中國最缺乏的就是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 一個生活相對地安穩(因此大家不願冒險), 但又有若干人生目標供大家爭取的社會(說是鄉愚也好, 不少中產的人生目標就是供完房子的按揭貸款).

後記:- 富士康可能是近日最受觸目的台灣品牌. 台灣文化在中國大陸生根已經是很多年的事. 早些時候被停業的著名北京夜場『天上人間』, 名字就是抄襲當年台灣夜總會風行的, 例子還有上海的『金色年代』、深圳的『花樣年華』. 寫在北京金融街的台塑牛排屋.


(於2010年6月28日刊登於明報)

Wednesday, June 23, 2010

政改紅白藍

6月, 香港街道上當眼的地方不時可以看見紅白藍的三色旗幟, 6月也是世界杯開賽月, 錯眼看, 以為旗幟是宣傳法國對意大利的球賽. 特區政府用公帑發動民意反撃, 起錨聲此起彼落. 細看“起錨”海報, 底色是分紅藍兩色,對角互列. 藍色大約佔版面的六成(或更多, 視乎海報的種類). 紅色佔四成. “起錨”二字用白色, 偏向藍色的一邊, 據高人指點, 這個標誌其實已經暗示了香港政制的悶局.

“2012政制改革方案”有三方的參予者, 一是提出方案的特區政府; 二是幕後的造皇者 - 北京; 三是反對方案的泛民主派. 起錨海報的三種顏色就代表這三方, 而他們佔的面積和位置就代表三方互為交倚的勢力.

紅色理所當然是代表北京中央政府, 它擁有真正的權力, 北京願意下放多少, 特區政府便得到多少. 然而, 在聲勢上, 建制受壓於泛民所統領的反對聲音, 所以紅色僅佔海報的四成版圖.

藍色代表反對政改方案的民情, 以票數算是佔上風的, 所以佔海報面積的六成. 然而, 但因為受白色“起錨”兩字的入侵, 損失了不少版圖, 就像泛民處處被特區政府箝制, 空有所謂民意, 能夠發揮的只是消極的作用.

白色代表特區政府, 雖然造字刻意用力, 但圖有聲勢, 卻沒有決定權, 是港府的的蒼白無力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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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白藍膠袋被譽為香港精神, 以堅韌、廉價及實用見稱. 原創於上世紀六十年代, 紅白藍帆布最先是用在保護大廈外牆以及木屋區居民作為阻擋風雨之用(更能消幾番政治風雨!). 根據網上資料, 紅白藍布袋是由一名為李華的香港人始創, 最初是用這種材料來縫製布袋, 供青山道的毛巾廠運貨之用. 因為布質具防水功能, 甚受客戶歡迎. 七十年代, 香港經濟起飛, 不少香港人到大陸探親, 流行以紅白藍膠袋裝載探親禮品和舊衣服, 完全體現中港一家親、血濃於水的精神.

香港回歸祖國之後, 紅白藍膠袋被譽為香港精神, 歌神許冠傑更在演唱會中以紅白藍膠袋縫成舞衣, 成了城中話題. 2007年法國品牌路易威登也曾推出一紅白藍三色的挽袋. 雖然是多了LV的標誌, 看上去卻和香港土產非常相似, 被人引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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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聯的變相公投, 得票率是百份之十七, 退會五子雖說是重返議會, 但市民對政治噪音的厭煩, 已很明顯. 上亞厘畢道主人以為道理在已方, 爭取主動, 先起錨、再搞辯論, 意欲來個真理愈辯愈明, 卻忘了自己是先天不足. 議題並不屬於自己, 結果是焦頭爛額, 倒扶了余大狀一把, 出謀獻計者都不自責乎?

(於2010年6月23日刊登於信報)

Wednesday, June 16, 2010

Tech Power

如果有一天我們偉大的特區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添置了一部越野車, 車頂安裝了最先進的攝錄機, 在全港的大街小巷、郊野海灘隨處攝錄, 被攝入鏡頭裡的包括街頭巷尾的行人、路過屋宇窗內的人物景色, 政府之後將這些資料保存起來, 你會有意見嗎?

Google在全球各地用流動街車搜集資料, 以供Google Map之用, 並且“無意中”搜集到商用和家用無線網絡的資料. 有人擔心Google會利用這些資料掌握全球各大城市無線網絡的位置, 未來便能準確釘定手機用戶的身處地方, 從而大賣“度身訂造”的手機廣告.

除了Google之外, Facebook最近亦因為涉嫌侵犯私隱權, 遭網民投訴. Facebook的用戶超過4億, 每月瀏覽人次達5.4億, 佔全球網上交通三份之一, 是全世界最流行的網站, 有網民指責Facebook故意將用戶更改私隱權的網頁弄得很隱蔽, 目的是令想加強保密的網民感到不便, 居心不良.

2004年2月, 麥克。查克柏格(Mark Zuckerberg)和另外三位同學共同創辦Facebook. 今年26歲的麥克是繼蓋茨之後, 另一個退學哈佛而成功創業的科技神童. 2008年微軟意欲出價10億美元收購Facebook, 聞說因為開會時間太早, 麥克拒絕出席會議.

麥克今年年初在接受網上雜誌Techcrunch訪問時說:『當我在哈佛宿舍內設計Facebook時, 有人問我為什麼會願意將私人資料放在網上? 為什麼我要將自己變成一個網站? 過去的五、六年, 部落格(Blogging)已經愈來愈普及, 網上亦有很多服務供網民分享資料. 人們已經習慣在網上分享私人資料, 社會風氣肯定是隨著時間改變, 創新是我們的社會責任, 我們的系統亦會隨社會風氣而更新.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改變Facebook的私隱操作, 很少企業願意那麼費勁為3.5億用戶更改操作程序. 但我們覺得事關重大, 如果今天我要重新設計Facebook, 我會將Facebook的內容完全公開, 因為我相信這是社會風氣.』

很多網民對麥克的言論不以為然, 沒有人準確知道多少人因為不滿私隱安排而退出Facebook, 但肯定這並未對Facebook的生意構成壓力.

Google及 Facebook都帶給現代人很多方便, 雖然我瞑頑不靈, 接受不了在Facebook上將自己的照片變為大眾瀏覽的對象, 但我也是Google的用戶. Google Map剛推出時, 我曾經在網上找尋很多年前在加拿大小鎮住過的街道, 30多年沒有探訪過的地方, 重現眼前, 的確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自私是人性的一部份, 當我們享受著科技帶來的方便時, 很容易忘記了有陣子我們是在助紂為虐.

(於2010年6月16日刊登於信報)

Friday, June 11, 2010

從向內走到向外走

早些時候去了一趟海參崴, 引發了下面的感想.

香港作為中國大陸海外貿易和資金往來的渠道, 行之有年. 要準確掌握環球資金去向, 一定要了解地緣政治. 為了平衡美國的霸權,中國和俄羅斯近年愈走愈近, 中央拍板“沿邊開發”, 阿穆爾(黑龍江)兩岸商機處處.

今天, 俄羅斯的人均生產總值是中國的三倍, 接近九千美元. 相比俄羅斯, 我國的資源是非常貧乏的. 但中國民族性的勤奮務實和渴望改善生活是眾所皆知的. 我們最大的資產卻是人.

俄羅斯文化和科技的底子深厚, 我記得我唸工程時, 一位教授曾經提到美國戰後的航空科技突飛猛進, 是得力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蘇聯投奔美國的一批科學家(當中有不少是猶太裔). 俄羅斯人亦是以堅忍見稱. 大戰時, 蘇聯抵抗德軍的血肉長城, 是歴史上最慘烈的戰役之一 (大戰中, 蘇聯損失了四千萬人, 比中國的三千萬人還要多). 蘇聯解體三十年, 俄羅斯首十年的經濟發展非常堪苛, 1998年8月, 俄羅斯政府宣佈政府的盧布票據 (GKO) 債務重組, 引發了另一波的金融風暴. 但近十多年來, 得利於天然資源價格節節上升, 國家和人民都充滿自信. 我很多在莫斯科做生意的朋友都覺得當地的商人和官員, 氣焰與石油價格成正比. 莫斯科的的士價錢更是世界各主要城市之冠.

全球最大的鋁礦生產商俄鋁今年年初在香港上市, 是俄國企業在海外上市迄今為止的最大宗. 香港聯交所的高層並未滿足於此, 仍是馬不停蹄, 不單只在俄羅斯, 而且在外蒙、哈薩克、南韓、印度和越南、宣傳香港的上市平台. 聞說不少地方的反應亦非常正面.

中國改革開放30年, 香港的主要角色, 一是身先士卒投資大陸; 二是作為外資走入中國的嚮導. “向內走”過去為香港提供了數不盡的商機. 展望未來, 國內的軟件和硬件逐漸成熟, 與外界的距離愈拉愈近. 香港的中介人角色慢慢退居二線, 這趨勢是無可避免的, 差的只是時間而已. 但從另一角度看, 中國慢慢富起來, 資金亦要找尋出路, 香港文化、政治和地緣都是中國資金“走出去”的理想第一站. 香港如果能夠利用這天然優勢, 將一些高水平的公司吸引到香港集資, 和國內的資金匯合, 不是三全其美的事嗎?

夏主席冰雪聰明、做生意八面玲瓏, 然而普通話卻不大靈光, 在不用“刨冬瓜”的地方另創商機倒是因地制宜.


(於2010年6月11日刊登於明報)

Wednesday, June 9, 2010

為債券平反

許是零售債券惹的禍, 坊間不少人認為購買債券是保本的方法, 有點金融常識的人當然知道這是大錯特錯. 購買債券絕對是可以“贏粒糖、輸間廠”. 購買債券賺的是利息, 但假若公司倒閉, 本金卻有機會血本無歸(雷曼便是一例).

金融學上將債券的風險分為預期損失(Expected Loss)和非預期損失(Unexpected Loss).[註] 什麼是預期損失呢? 全球最低風險的美元債券, 是美國政府發行的國庫債券. 被視為真正AAA, 全世界債券都是以對美國國庫債券的差價(Spread)作為定價的標準. 我們購買其他債券時, 為什麼可以有高於美國債券的收益? 這些溢價就是代表了預期風險. 換句話說, 除了美國國庫債券之外, 全世界用美金發行的債券都有破產的危機. 舉例: 如果這債券的利息比同期美國國庫債券高10點子(即是0.1%), 這可能是代表發債體有千份之一的機會破產. 這風險可以接近零, 但絕對不是零. 投資者一旦蒙受虧損, 只可以嘆句何必偏偏選中我?! 這是美“息”的代價, 不可以說是不公平.

在完美的世界中, 一家信貸優良的公司不會一下子就破產, 當中會經過債務惡化的過程. 評級機構叫這做信貸轉移(Credit Migration). 公司的財務健康退化, 很自然債券的價格亦會下跌. 理論上, 這個世界沒有好的風險或壞的風險, 只有定價理合與不合理的風險. 市場充滿著不同胃口的投資者, Single A(評級)的債券如果被降級為BBB, 它的價格可以由原先的100元下跌至95元. Single A的投資者拋售之餘, 自然有喜歡BBB的投資者接貨.

如果債券市場像我剛剛所描述那般理性和有秩序, 是不會造成恐慌的. 因為任何一個投資高風險債券的人, 對預期損失都心中有數. 可能他買20張債券已經預計了一張會破產. 但因為高風險的債券利息高, 損失會被其他收入所彌補.

真正殺投資者一個措手不及的是評級一下子從A跌到C, 由投資級別跌至垃圾債券, 甚至更差. 就像你在IFC從頂層走到地下, 如果拾級而下, 雖然是辛苦但不會致命. 但如果你一下子從頂樓跳下來, 就肯定會弄出人命.

世人喜歡將事物二元化, 亦往往為此付出代價, 政治如是, 投資也如是, 把債券簡單分為會破產和不破產兩種, 而忽略百份之九十九的債券都有破產風險, 是不美麗的誤會. 不弄清這道理, 就不應該投資債券. 受債券之托, 謹草擬上文以正視聽.

註:
預期損失 (Expected Loss) = 債券面額 x 違約或然率 (Default Probability) x (1 – 清盤回收率 (Recovery Value) )


非預期損失 (Unexpected Loss) = 預期風險 + 預期風險的方差 (Variance)

(於2010年6月9日刊登於信報)

Wednesday, June 2, 2010

與“財”並進的管治方法

改革開放三十年, 中國的廉價勞工和進取的營商態度, 締造了世界工廠的美譽, 國民生產總值翻了幾翻. 下一步我們又應該怎樣走呢? 昔日的經營方法和勞資關係, 在未來的日子可能行不通. 富士康電子廠和本田汽車零件廠近日發生的工潮便是一警號.

富士康工潮, 原因眾說紛紜. 有人說是由於薪金苛刻, 但見諸應徵工作的人絡繹不絕, 可能並不完全正確. 有人說是員工覺得公司管理手法粗暴, 再加上沒有關心員工的心理健康. 例如: 宿舍安排和工作單位分割, 員工未能和同事一起作息, 引致人際關係淡薄, 缺乏同工之間的支持. 亦有人說出事的工廠員工接近40萬, 遠遠超出一個專注生產的企業的管治能力. 這些都可能是問題的一部份, 但我覺得事情的癥結在於, 今天的工人和三十年前帶拓荒精神的勞動力已經大大不同.

過往跑IPO的時候, 因為進行盡責調查, 曾經參觀不少工廠, 當中有台資、有港資. 很明顯, 台灣廠商的管理方法比香港廠家嚴謹, 一般規模比較大. 廠房裡的標語亦比較多, 很有軍訓的感覺, 這亦反映在台資工廠的生產效率一般都比港商高這現象上.

西方傳媒喜歡把中國工廠描繪為人間錬獄, 真正在中國經營製造業的商家卻知道, 在中國工人管不好, 什麼都不用談. 出了事, 地方官員由於恐懼“民怨”(影響烏沙), 很多時候都會站在工人的一方. 甚至有些時候資方生意失敗, 要關閉工廠和解散工人, 也要通過重重審核, 才能獲得當地政府批准(經“疏通”過的官員是例外). 事情並不單是無良顧主剥削員工那麼簡單.

為了安定工人, 在中國營商, 人事部是一個重要的部門.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保安工作上. 我認識一位在中國經營四十多家廠的港商, 因為無法控制工廠物資被工人盜竊, 最後決定直接掌管轄下的所有工廠的保安部.

在中國“一孩政策”底下, 新生代的年青人, 即使是出生在物質條件較差的地區, 都是在父母的寵愛中成長. 過去三十年, 國家經濟算是穩步向上, 亦沒有出現像文革般的大規模政治運動, 人民在不同程度上是生活在安穩中. 相對地, 吃苦能力亦比過往遜色.

人的需求隨著自身財富而改變是自然定律. 2008年, 中國政府提出的勞動法雖然惹來不少廠家的抱怨, 但方向是正確的, 只是執行的時間表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政府看到的, 資本家又看不看得到呢?

(於2010年6月2日刊登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