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23, 2011

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意義在哪?

2011年快近尾聲, 今年最火熱的歷史題材肯定是辛亥革命. 大陸的《財經》雜誌紀念雜誌出版13週年, 在10月下旬出了一本名為《未完成的轉型》的特刊, 內裡有余英時教授的一篇《回首辛亥革命, 重建價值觀念》文章, 分析晚清自十九世紀中葉由洋務運動掀以還的改革, 為什麼功敗垂成?

今天, 中國國運正臨三岔口; 是真正的大國崛起? 抑或是經濟實力的剎那亢奮? 端看我們怎樣把握目下. 盤旋在黃土地上的兩大片烏雲, 一是經濟改革可以獨立於政治改革嗎? 二是普世價值能否適用於中國呢? 雲過後可以是青天, 雲也可以是大風暴的前夕.

余教授以晚清為鏡,首先指出改革失敗是因為滿州權貴著緊大清多於著緊中國, 種種的改革只是局限於經濟和技術方面, 保守派貴族害怕滿州政權被漢人奪走, 政治改革變得遙不可及.

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 國內近年有種說法, 認為清末改革派(包括主張君主立憲的)和革命派是在競跑. 前者廢科舉、改官制, 希望能夠給大眾多一個選擇, 趕在革命黨人的前面, 延續大清帝國的命脈. 余英時認為這說法根本不成立. 統治滿州的就是一個黨 – “滿州黨”, 這個黨絕對不能放棄權力!

余英時反對用暴力推翻另一個政權, 因為暴力革命以後, 一定是用暴力維持政權, 否則自己就要垮台. 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 滿清根本是一個自然解體的爛蘋果. 慈禧太后死後, 清皇朝再沒有權威了. 袁世凱當國, 接著來的軍閥割據, 政治上非常混亂. 但沒有強人控制底下, 國家倒孕育出以五四運動為代表的思想開放黃金時期. 國民黨一統天下之後, 整個國家的意識型態便愈來愈封閉.

談到普世價值, 余英時認為普世價值並不只是屬於西方的, 中國文化傳統內裡固然包含很多普世價值, 其它文化像印度, 也早有自由平等的思想. 我們需要做的是重建在現代化過程中, 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價值.

余英時認為現代社會有公領域和私領域. 公領域必須有民主選舉和施法公正等價值標準. 私領域就是個人道德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儒家思想的應用在後者. 儒家本身不能直接變成實法, 只能是社會上一種文化力量, 用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西方靠宗教, 但中國(共產黨?)如果把儒、釋、道、黨和宗教都丟掉, 精神領域便是真空. 中國有沒有前途, 要看人民如何選擇和培養價值. 而價值觀必須是開放和能否被多數文明社會接受的. 要理解世界, 中國絕對不能固步自封, 以自己為中心. 中西文化絕對可以互相包容彼此的核心價值.

余英時是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出身新亞書院的他, 立場向來反共. 今天能夠在大陸風行的雜誌上發表文章, 倒是令人感到愉快的.

我對歷史, 連皮毛也沾不上, 只是喜讀閒書. 1983年, 余英時在海外發表他研究陳寅恪學術精神和晚年心態的心得, 當中包括《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等一系列文章, 創新地解釋陳寅恪詩文中的“古典”和“今情”, 在海外學術界引起很大迴響. 他認為陳晚年的詩文隱藏了一套獨特的暗碼, 並以此引證陳晚年遭遇之沉痛, 實非外人所能想像. 有反對者認為, 以余的反共背境, 這些都是“弘箭文章”. 余英時與陳寅恪素未謀面, 單憑文字去演繹陳寅恪晚年心境. 多年後, 據余教授稱, 陳寅恪曾托次女陳小彭轉告余: “作者知我”.

歷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4), 被譽為是上世紀中國學識最淵博的學者, “教授中的教授”. 新中國成立後, 陳寅恪選擇留在大陸做學問, 堅持“自由之意識、獨立之精神”. 雖然決意不參加政治學習、不接受思想改造, 仍然長時間受共產黨禮待. 直到六十年化文革爆發, 受群眾活動打擊, 鬱鬱而終.

說解碼, 余英時教授的文章《回首辛亥革命》中, 整篇沒有提及共產黨三個字. 明眼人看, 談辛亥革命, 固是溯古, 但亦是究今.

(於2011年12月23日刊登於信報)

Friday, December 16, 2011

從798區看中國的野蠻生長

往北京公幹, 工餘到北京的798藝術村逛逛, 至今已經頗有一段日子沒有重遊舊地. 計程車司機說798現在已經變了質, 找不到好東西了. 抵埗後, 張眼四望, 遊人如鯽、畫廊林立, 好像比以前更熱鬧, 路邊的茶座生意也很興旺. 走進一些畫廊看, 有台灣人開的、有香港人開的, 作品種類五花八門, 最令我驚歎的是一些名不經傳的藝術家的作品, 叫價接近大師級的價錢, 倒真駭人, 小小的雕刻品都以人民幣十萬起計. 看來中國真是富起來了.

798藝術區位於北京朝陽區的東北角, 原為國營798電子廠所在地, 整個區面積60多萬平米. 大約十年前, 來自北京和附近的一批藝術家開始聚集在這區, 他們保留廠房的包蒙斯建築風格, 稍作修飾, 變成現今富有特色的文化地標.

798的發展也滲入了不少外國元素, 歐美、台灣、新加坡的藝術家都有在此開設畫廊. 今天的798有300多位藝術家在這裏居住、創作和展銷, 有具名氣的, 也有新進的. 根據顧客意見調查, 798仍有不少尚待改善的地方, 包括區內地圖解說不清楚、賣東西的地方比展示藝術品的地方多、推廣和服務配套如休息區不夠等.

今天的798, 商業氣氛很濃, 已經不再是我的那杯茶. 但從國民發展方面看, 藝術家生活改善, 消閒階級(即使是扮酷)增加, 都是好事. 一位畫廊老闆說:“如果東西賣不出去, 將價錢加倍便成”. 香港人喜歡取笑國內同胞暴發, 我相信這是一個過程, 沒有什麼大不了.

中國股市在尋底, 但藝術品拍賣價錢屢創新高. 且撇開“假拍”和 “拍假”不論, 有專家指出競投這類活動, 收藏家從競投過程中得出的樂趣, 絕不少於擁有藝術品本身.

過去一年, 比拍賣更火熱、更荒謬的藝術品投資活動是“份額化交易”. 2010年底, 國內興起藝術品證券化, 天津文交所首先推出藝術品“份額化交易”, 就是將藝術品分拆為若干份, 像股票般在交易所公開買賣, “份額化交易”很快便發展成為一種低門檻、高投機的活動.

在天津文交所上市的藝術品份額交易, 上市首日價格暴漲兩倍, 不到三個月, 便被炒到17倍. 被打壓之前, 各地文交所的總發行量接近20億人民幣. 繼天津文交所之後, 北京、泰山、鄭州及昆明等城市都相繼出現類似的文交所. 投資者並不是愚蠢的, 只是大家都得覺得自己不會是最後一個下車而已, 所以不介意參與這擊鼓傳花的遊戲.

國務院上月發佈整頓產權、文化藝術品和大宗商品遠期交易的《38號文》, 令到初生的市場面臨夭折的命運.

我們對大陸社會的急劇“走資”, 有陣子很難接受. 國內人常常掛在口邊的“野蠻生長”: 就是指很多事情不一定需要最完美的土壤, 才能孕育出健康的花卉. 在這亂衝亂撞之中, 也許國家已經走上開放的不歸路.

(於2011年12月16日刊登於信報)

Thursday, December 8, 2011

零的誘惑

管理顧問及投資銀行曾是不少MBA畢業生夢寐以求的工作, 但兩者的crossover, 想不到卻可以產生災難.

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的前總裁古普塔(Rajat Gupta), 是美國商界的天之嬌子. 今年10月26日, 聯邦檢察院正式落案起訴古普塔參與對沖基金帆船集團(Galleon Group)的內幕交易, 此案會在明年10月開審.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筆者2011年6月9 日的文章《塔米爾皇子》).

1948年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的古普塔, 18歲雙親先後離世, 父親過身, 令古普塔更加清楚自己的目標, 他在印度高考全國排名15. 之後在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獲機械工程學士, 1973年在哈佛大學MBA畢業, 是Baker Scholar(成績位列頭5%). 大半生的事業建立在麥肯錫的他, 擁有閃亮的履歷. 除了麥肯錫之外, 他曾擔任董事或顧問的機構包括高盛、美國航空、寶潔公司、哈佛商科學院、清華大學、麻省理工商學院、蓋茨慈善基金等等.

古普塔和帆船集團的創辦人賈那納姆的相識, 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 古普塔和幾位印度的商界領袖, 創辦印度商學院大學(Indian School of Business, ISB). 1999年古普塔在ISB籌款活動中認識賈那納姆, 之後往來漸密. 古普塔私人投資了1仟萬於帆船集團旗下的基金.

根據檢察官掌握的電話錄音, 古普塔任高盛董事期間, 畢菲德有意50億入股高盛, 和高盛曾經有意收購美聯銀行(Wachovia Bank)或美國國際集團(AIG), 古普塔知悉事情後, 都曾打電話給賈那納姆報訊.

官司誰勝誰負尚是未知之數, 古普塔最有力的辯證是, 控方沒有證據證明他個人在這些通話中獲得任何利益, 這些“市場評述”可以是友儕之間的閒談而已.

賈那納姆今年6月被定罪, 刑期11年, 是美國歷史上內幕交易刑期最長的, 聯邦調查局下重手的決心非常明顯.

古普塔給人的印象是謙虛和精明. 他是麥肯錫首位非美國本土出生和有色人種的總裁. 1994年, 45歲的古普塔獲選麥肯錫歷史上最年輕的總裁, 之後連任二屆總裁. 2003年, 按公司規定他退下來, 轉為高級合伙人, 2007年退休. 在他的領導下, 麥肯錫積極擴張, 在23個國家設立新辦事處, 顧問數目增加一倍. 但亦有人批評公司發展過速, 有點交友不慎, 聲名狼藉的安然(Enron), 便是古普塔主政年代麥肯錫的主要客戶.

很多人奇怪古普塔社會地位祟高身家豐厚(估計超過1億), 為什麼要冒大不諱? 《彭博雜誌》之前有一篇文章講過, 古普塔這些年來在上流社會春風得意, 但總覺得他賺的錢, 比起很多對沖基金經理少了很多個零, 論才智, 他絕不輸蝕. 零的誘惑, 一直在他心中揮之不去.

(於2011年12月8日刊登於信報)

Monday, December 5, 2011

鐘擺何時最正確?

『大政府,小市場』是全球大勢所趨,大家對無形之手,愈來愈沒有信心,政治鐘擺左傾,是民心所向。

政治和經濟潮流,像時裝,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有陣是凱恩斯當道,有陣是海耶克;自列根在冷戰中打敗蘇聯這北極熊後,四分一世紀以來,資本主義被視為經濟發展的硬道理,金融海嘯喚醒了大家視貪婪為進步的迷信。

記者問我:「那一種制度最理想的?」每一種制度,在特定的環境和經濟周期,都有它的長處和短處,支持一種制度,就必須接受它的長處和短處。有人樂山,有人樂水,每個人心裏的那杯茶都不一樣,一人一票的民主的社會,何嘗不是以眾壓寡。

制度的好壞,固然沒有客觀的標準,社會對不同制度的看法,亦不是靜態的。絕對權力使人腐化,任何一種制度,佔據舞台太久,壞因子會擴大,再加上民心善變,時間一長,便會覺得別處的草比自家的綠,制度的過火和更替,是永恆不息的。

政治向左走,資本主義遭人詬病,投資銀行是資本主義的產品,是壞蘋果的代表。這個世界需不需要投行?世界沒有投行,大家絕對可以繼續生活。投行的傳統作用是作資金的橋樑,將擁有資金的人和機構,與需要資金的項目和公司,接連起來,某些投行發展成為一變相的對沖基金,是後話。

沒有投行的日子,證券交易所的成交量會下跌,新股上市沒有那麼熾熱;發展商和置業者因為融資渠道收窄,資金周轉慢,樓市沒有那麼興旺;中環走失了一大批打工皇帝,消費場所的生意比前失色,甲級寫字樓和豪宅的租金也大幅下滑,衍生工具包括權證和牛熊證,絕跡市場,香港的財經媒體,說不定消失一半,《翼的聯想》可能找不到地盤。

投行銷聲匿跡,好處還是真的不少,之前很多〝不務正業〞的工程和數理尖子,會重投科技懷抱,說不定,人類登陸火星的時間表會被推前10年;〝引伸波幅〞一詞消失於大氣電波,減少聲音污染;缺少槓桿的市場,資產價格升固然沒有升得那麼快,但跌也沒有跌得那麼急;民生方面,99%的受薪階級,不再因為那1%而恨得牙癢癢,社會終現和諧。

理想中,投行存在與否,是大家的選擇。凡事有失必有得,既要享受利益,便不可以對號入座地自封為受害者。

(於2011年12月5日刊登於明報)

Thursday, December 1, 2011

一進歐羅深似海

貨幣聯盟(包括聯繫匯率)和婚姻一樣,易進難退。

歐羅危機發展至今,歐羅解體已經由當初的不可思議,發展成為解決方法之一,我和歐洲朋友談起,彼邦近日一種頗流行的看法是:短期內,各成員國都會盡力維持歐羅現狀,避免進一步衝擊驚弓之鳥的市場。但中長期,歐羅區會分裂成為核心區和非核心區,前者以德國、荷蘭及芬蘭等經濟强國為主,成員國會進一步加强財政上的合作;後者則包括四小豬在內的經濟弱國,他們可能初期會得到一些來自核心區國家的有限度財政支持,但最終難逃脫離歐羅的命運,唯有利用自己貨幣貶值來重整理債務,走出經濟谷底。惹人關注的是,法國最終是屬前者抑或後者?

如果要退,大家都希望能夠有秩序地退,但這正是所有貨幣聯盟和固定匯率的死穴。任何貨幣制度的改變,事前都會引起很多猜測,再加上很多時候,政府會利用這機會,逼使包括自己國民和外國人在內的投資者撇賬(變相的債務重整),怨氣再加上投機活動,市場很容易變了骷髏地。
〝有秩序地退出〞的吊詭是,如果市場風平浪靜,又何用思變呢?任何一國政府要作出改變貨幣制度這樣重大的決定時,都是因為危在旦夕,從政治的角度看,政客只會顧慮選票,居安思危是永遠不會發生的。

希臘和意大利最近都由財金技術官僚接任總理職位,朝好方面看,技術官僚理應較少政客的陋習和包袱,能夠以事論事,當然除了技術和知識之外,要推行重大改革,魄力是同等重要,兩人是否達標,尚待考驗。

此外,有需要說明一下,歐羅區的17個成員國,在目前的貨幣制度下,是完全放棄自己的貨幣,以達到貨幣市場高度一致性。但從信貸風險和資本市場的角度看,成員國之間並沒有信貸掛鈎這回事,亦引證了德國一直以來,拒絕担保其他國家的債務,亦不支持歐洲央行這樣做。理論上,希臘可以繼續以歐羅作為流通貨幣,但它的債券仍然是垃圾債券,當然它會問:為什麼我仍要留在歐羅區?何不利用重新釐定匯率來為債務減值,推牌再起圈?

說貨幣聯盟,不能不提香港的聯繫匯率,中港兩地的財金官員,多次重申維持聯繫匯率的決心,其實也真是難為了眾高官,市場手段要因時制宜,那來永恒不變的信心,但為免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口吻只好像哄小孩子般!其實港幣掛鈎美元,基調是香港經濟周期接近美國,但隨着大陸經濟的火速發展,中港經濟通,這基調愈來愈和現實脫節,如果港元不掛鈎美元,又有什麼選擇呢?自由浮動?掛鈎人民幣?後者好像是大勢所趨。然而,今天人民幣仍然是一個政策主導不開放的貨幣,港元與它綑綁在一起,是否比掛鈎美元,更欠靈活?再者,北京的想法也許是:一者希望香港能夠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橋頭堡和緩衝區;其次,國內要推行貨幣政策,也不用顧慮影響香港。總括一句,港元掛鈎人民幣的時機尚未成熟。

(於2011年12月1日刊登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