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September 30, 2009

有怎樣的藥, 就有怎樣的湯

繼G20財長九月初在倫敦開會, 各國財長各自表述, 卻拿不出一個共識之後, 奧巴馬在雷曼兄弟倒閉一週年, 赴華爾街演講, 呼籲銀行和政府合作完成金融改革. 三月迄今, 道指已從谷底反彈接近一半, 但華府年初開出的金融改革支票, 卻仍未兌現. 一些比較簡單的建議, 例如管制高層花紅, 議案到了參議院之後, 何時表決, 仍是遙遙無期. 其他建議例如增加銀行資本比率、衍生產品由場內改為場外交易、擴大現有監管機構的權力及規模等等, 更是懸而未決.

美國要進行徹底的金融改革, 我的看法是難上加難. 問題的癥結在於美國的立國精神是創新、是開拓、是冒險, 人民推祟的是突破制度的英雄. 有怎樣的藥就有怎樣的湯. 金融業改革只是社會表層的問題, 美國立國文化才是根本.

監管銀行之難, 首先是銀行管理層權大. 金融風暴之前, 全世界的銀行董事局都是由管理層把持, 銀行的利益, 其實主要是高層管理的利益. 股東利益永遠鬥不過高層的花紅. 那年代的智慧是, 羊毛出在羊身上, 這些本質上是職業賭徒也好、是二手車經紀也好的投行專才, 如果能夠使銀行的利潤以幾何級數上升, 那麼多付他們幾個銅板, 又有什麼問題? 這邏輯在一般環境、一般時間都是成立的. 然而, 在這世紀大風暴中, 銀行的問題突然之間變成了政府的問題, 也就是全國人民的問題. 銀行在間接或直接地接受政府打救之後, 再也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 我們是私人機構, 薪酬高低, 一個願打、一個願捱, 政府不應插手.

再者, 官商互通私款在資本主義掛帥的美國是現實. 華爾街和賓夕法尼亞大道的千絲萬縷關係, 從美國政治家和銀行高層的身份互換, 以及歷年來的政治獻金名單中, 均可見一斑. 政客又怎能對銀行界的聲音置若罔聞? 再加上是公務員其實天生就有一種迴避問題的心態, 監管聲音在民怨鋪天蓋地時當然要講, 但在經濟升溫之後, 這些燙手山芋還是不碰為妙. 奧巴馬上台以來的政治手段, 是重和氣多於重原則. 他會願意冒銀行家的大不韙, 去敲破後者的飯碗嗎?

相比起美國, 大西洋彼岸的歐洲, 社會主義色彩就濃厚得多. 法國年初時, 已大刀闊斧地管制了全國銀行高層人員的花紅, 目標包括一些未有接受政府援助的銀行. 荷蘭政府最近亦宣佈限制高管花紅不能超出底薪一倍, 大西洋兩岸政治生態的分別可見一斑. 雖然這些所謂管制, 看深一層, 有些只是應用在很少數人的身上(例如位列董事局成員的高層), 有些是舊調, 例如花紅分三年分發和之中有三份之一是股票, 比較具創意卻執行起來很考功夫的, 是銀行日後如果因為相關交易虧錢, 可以從員工身上進行“花紅回撥”.


在這一次的金融風暴中, “銀行大得不容倒閉”的道德風險, 突顯了銀行及政府之間的博奕. 一方面, 用納稅人的錢去拯救銀行, 有人認為是用民脂民膏去拯救資本家. 然而, 不拯救銀行, 任由整個經濟被拖垮, 納稅人的切膚之痛可能變得更痛. 玩撲克牌, 一般是籌碼多的佔優勢, (今次政府救市何嘗不是以大欺小, “買到你唔信”). 但是, 論金融改革, 喜歡賭“白頭片”的銀行家, 很有可能在籌碼疊疊的政府手底下, 取回一局.

(於2009年9月30日刊登於信報)

Wednesday, September 16, 2009

悼李東先生 – 一個不懂金融的銀行高級顧問

李東先生(原名方立功)堅持我稱他為“大哥”. 但論社會地位和功業, 他絕對是我的長輩.

那一年, 銀行的董事局引進了大哥作為銀行的高級顧問, 並重點安排我的部門配合先生發展中國的投行業務. 銀行甚至特意在中國成立一投資公司, 聘用先生任董事長, 專門開拓李先生愿景中的金融業務.

先生是五兄弟姊妹中的老大, 文革時期曾經是紅衛兵捍將, 更曾因為批評陳伯達而鋃鐺入獄. 當了20多年的兵, 粗獷豪邁之氣不減. 40歲下海經商, 一句外語不懂卻先後當上三菱公司的中國副總裁和新加坡淡馬鍚與香港長江集團的高級顧問 (李先生的一生功業, 詳見http://www.huainianlidong.com不贅).

先生雖然退伍多年, 但兵戎生涯帶來的豪邁之氣仍然不減, 做事大刀闊斧, 然而這等作風在看重公司管治的新加坡國有銀行框架中, 有陣好像將一個方木塞硬塞進圓洞裡面一樣. 不只一次, 大哥都點名要求我作為他與銀行斡旋的對口, 在錯綜複雜的辦公室政治中, 知遇之恩也給我帶來很大的壓力. 很多時候, 機構與個人之間的磨擦, 先生都要求我為他擺平.

去年, 我決心離開工作多年的銀行界, 其中一個計劃是引進中東的一個主權基金和國內國家級的金融機構合作, 李先生當中也做了點工作, 安排了高層的雙邊洽談, 未幾全球金融風暴爆發, 計劃也暫時告吹.

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洪流中, 想做和能夠做的事情很多, 真正做得成的只是九牛一毛. 我和先生相處的時間不算很長, 蒙他看得起, 有陣子他也漏一兩句心底話. 論國企改革, 先生曾歎說“天下莫非黨土”. 先生夕旦以家國為念, 然而了解愈深, 擔憂也愈多.

先生為兩岸三地的統一事業, 憑著自己獨特的身份和個人魅力, 做了大量的工作, 得到國家相關部門的高度讚賞. 另一方面, 他也曾經不只一次地提到雖然中國經濟發展蓬勃, 但國內仍然存在著很多隱憂, 地方民怨潛伏著很多危機. 證諸近年中國出現的社會問題, 先生肯定是有先見之明的.

我常常覺得當年真正懂中國的香港人, 應了一句因了解而分手, 大部份已經在回歸前後移民海外(另一小部份可能已經進了秦城監獄). 我自己卻算是帶著一絲羅曼蒂克的精神, 近年在內地跑生意, 對中國的國情只是懂一點皮毛, 先生的話很多時候都給我很大的啟發.

大哥抱恙之後, 在廣州、在海南島, 我也曾探訪過他, 談的都是生活瑣事, 不沾商務. 那個星期天, 心血來潮, 撥電找李想, 他含咽的告訴我『父親剛在中午離世』.

借用大嫂的話, 62歲而逝, 這是多麼年輕的終結. 人過世留下的所謂功業, 很多時, 只是鏡花水月的場面, 真正隽永常存的是朋友和後輩對他的懷緬.

我和大哥談不上是深交, 蒙他看得起, 也計劃過一些鴻圖大計. 大哥離開後, 每念故人, 心中感到一陣愴然, 既傷天人永隔, 亦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之曲折.


(於2009年9月16日刊登於信報)

Wednesday, September 9, 2009

用危機來管治

管理學上有所謂Management by Crisis.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 也曾遇到一些領導或拍擋, 每天花不少時間在找尋機構的危機, 這種救世主上身的領導作風, 在機構或團隊真正遇上困難的時候, 往往帶來很強的凝聚力, 產生激勵士氣的作用. 然而在太平盛世, 這作風便淪為庸人自擾, 甚至擾民. 這樣的領導人, 一般都帶有濃厚的英雄主義和獨裁色彩. 但配以合適的環境, 卻可發揮很大作用.

* * *

最近讀了一篇有關邱吉爾在二次世界大戰時領導英國人對抗納粹德國的文章. 我孩童年代, 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已經結束二十多年, 但是有關當年盟軍如何戰勝軸心國的英勇事跡, 仍然屢被搬上螢幕, 正邪角色亦非常黑白分明. 歷史真相當然有異於電影劇本, 黑白之間有很大的灰色地帶. 邱吉爾被稱為英國上世紀最出色的首相, 領導英國人走出黑暗歲月, 靠的除了是無比堅毅甚至是漠視現實的信心之外, 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的參戰和蘇聯士兵的血(註).

邱吉爾是一個很具感染力的演講者, 他的名句 – “我們會在沙灘上、會在登陸的地方、會在田野裡、會在街道中、會在山丘上作戰, 我們不會的是投降.”, 非常感人. 戰時, 邱吉爾內閣的一項管治方針是不停地為群眾提供戰地和英雄故事. 然而, 英國軍隊長時間表現不濟, 往往令他感到恨鐵不成鋼. 到了大戰未期, 美蘇兩國明顯控制同盟國的主導權, 高傲的邱吉爾自然滿心不是味道. 還好, 邱吉爾個人聲譽勉強遮掩了英國國勢日衰的現實. 1945年, 邱吉爾在英國戰後第一次選舉中落敗, 黯然下台. 選民究竟是無情, 抑或理智地認清國家換了環境, 是時候換領袖?(邱吉爾在1951年再次領導保守黨執政, 這是後話.)

歷史上, 邱吉爾和毛澤東都是Management by Crisis的典型. 論功業, 可能毛澤東比邱吉爾更驚天動地; 但論名聲, 邱吉爾的英名倒沒有我們的毛主席那麼俱爭議性. 進一步推想, 中國的政治制度假如有幸能夠讓毛主席在解放之後, 功成身退, 國家便可以走少很多冤枉路, 毛主席的名聲也可永垂不朽.

* * *

政府也好、私人機構也好, 不同時間有不同的需要, 回歸十年, 香港仍處身過渡期, 下一屆特首選舉, 隱隱然已展開序幕. “商人治港”、“AO治港”, 之後香港需要的又是“什麼治港”呢? .

(註) 美國在1941年歐戰爆發之後兩年參戰, 是英國國祚的續命仙丹. 然而, 美國少爺兵在戰場上的表現, 比英軍好不了多少. 間接造成邱吉爾一直要將登陸諾曼第的時間推遲. 1943年7月, 英國和德國開戰接近4年, 美國亦已參戰近20個月, 英美盟軍其實只有8個師的軍隊在歐洲和德軍正面衝突, 而且都集中在意大利南部. 這些小規模的作戰, 盟軍的死亡人數不過是6,000人而已. 另一 方面, 在德國和蘇聯方面的東方戰線, 雙方參戰的人數超過400萬, 損失的生命超過50萬. 如果單以軍隊紀律和表現看, 二次世界大戰時軸心國的德國和日本軍隊, 其表現都遠遠比美國、英國和我們中國出色. 年青時候, 我們聽了很多盟軍以一敵十的英勇事迹. 真相是, 以寡敵眾的很多時候都是軸心國的軍隊,(歷史學者黃仁宇先生在不同著作裡都有提到這點).


(於2009年9月9日刊登於信報)

Wednesday, September 2, 2009

7.8易進難退

世間事, 很多都是易進難退. 婚姻如是、政府入股銀行如是、聯繫匯率亦如是.

瑞士政府去年花了60億瑞朗(約55億美元), 用可換股債券的形式入股瑞銀(UBS). 最近, 因為市場復蘇, 成功將手頭股份賣出, 賺了近10億美元. 全球經濟大衰退言猶在耳, 隨著股市升溫,不少人開始關注政府在金融業的大量股份. 如何退身, 這當中, 美國政府和歐洲的態度, 亦有很大的分別.

美國上任財長保爾森年初救市時, 堅持商業銀行要一致行動, 接受政府的注資. 注資不到一年, 美國金融股在新一輪的股市升勢之下, 強力反彈, 不少銀行都蠢蠢欲動, 考慮向市場公眾集資, 再回購政府的股份. 但是美國政府的態度是, 入股目的是為穩定市場, 並不是為了賺錢, 接受退股與否, 全看金融制度的整體穩健性. 相反, 歐洲和英國政府都曾經表示, 退出銀行股份是必然的, 問題只是價錢和時間. 各國政府這次臨危受命, 轉身成為銀行大股東, 對於倉促得來的股權應如何行使, 似乎還沒有一個定案.

香港聯繫匯率轉眼已經歷1/4個世紀, 當日的神來一招, 雖然為金融市場帶來穩定, 但香港亦賠上了用利率調節市場的自由, 帶來有段時間通脹為虐. 聯繫匯率應不應解體? 何時解體? 怎樣解體? 都是被廣泛辯論和揣測的課題. 最初人們擔心的是港元被投機者打壓, 蒙受貶值的壓力, 近年港元隨著人民幣升值, 轉成強勢貨幣. 記得幾年前, 港元在外圍市場受到買盤沖擊, 廔試7.75的下限. 聞說金管局諸公亦曾因為應否抵抗港元升值, 而產生激烈辯論. 結果是金管局2005年推出上下限制度, 美元上限亦由7.8 改至7.85, 重新界定政府維持港元聯繫匯率的定位. 近年, 人民幣在人行安排下, 逐步升值, 現今匯價早己超越港元, 討論聯繫港元匯率的焦點, 亦轉移到港元是否應該跟人民幣掛鉤. 然而, 坊間言論(包括出自在下的)都是靠估家者言. 我覺得決定權, 一不在香港這莞爾小島, 二只是在中南海極少數的人之手上.

很多新興國家在退出固定匯率制度時, 都會採用一些控制資本流通手段, 例如限度的外匯兌換來減少沖擊, 但香港是一個全面開放的經濟體, 要實施這樣的措施, 幾乎是不可能. 要退, 如果不是7.8, 那麼新的切入點又是什麼呢? 是一下完全解禁, 抑或逐步擴大交易寬度? 要找尋答案, 可能新上任的陳專員也要賠上一頭白髮. 最終可能仍是一句“事緩則圓”.


(於2009年9月2日刊登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