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rch 28, 2011

雷曼事件關鍵不是雷曼

由雷曼破產引發的銀行客戶投資零售債券受損事件, 坊間稱為雷曼事件. 最新的發展是, 上月渣打銀行提出新的補償方案,賠償方法首次引入投資者本身的資產作為考慮因素,看來是針對銀行有沒有盡責地替客戶分化風險。事件發展至今, 苦主的聲討聲, 聲聲入耳, 但各方在陳述道理時, 卻有很多謬誤的地方. 謬誤一:雷曼是關鍵起初,雷曼破產後, 大家後知後覺地認為雷曼是高風險的商業機構,銀行用它來作信貸掛鈎對象和交易對手是不洽當的。但是,連監管機構如美國聯署局也走漏眼,我們又怎能期望區區的香港零售銀行能夠把關。事實證明,目前為止並沒有銀行或證券公司因推薦雷曼的信貸而遭撿控。 謬誤二:債券應該保本事緣當初不少銀行在推銷迷債時, 視之為定期存款的替代品. 出事後, 一半是集非成是、一半是取巧. 輿論和苦主們都覺得債券是應該保本的. 連金管局前總裁任總也因為被議員問及『迷債究竟是不是債?』而懊惱不已. “迷債是否債?”成了詭辯. 其實任何債券本身都有投資風險, 就算是銀行存款亦要面對銀行倒閉的危機, 不然金融海嘯高峰時, 政府就不用出手提供存款保障. 謬誤三:事情是黑白分明的美國是全世界最多律師的國家, 商業訴訟無日無之. 然而, 很多官司最終都是庭外和解的. 這亦反映刑事和民事訴訟的分別. 刑事訴訟的結論只有兩個 : 有罪或無罪. 民事訴訟卻有很多中間落墨的空間. 在很多華爾街的重大商業訴訟中, 美國的監管機構、州或市政府都會擔任控方. 但在雷曼事情中, 香港的監管機構卻選擇在背後發功(除了早些時候, 新鴻基證券被證監會罰款). 如果銀行在銷售手法上犯錯,是否應該不論是迷債也好、ELN也好,銀行都應該向所有苦主作出百份之百的賠償?最終銀行決定賠償60%,又或者是70%,究竟是根據什麼概念呢? 渣打銀行的賠償安排突出了一點, 就是風險分化. 舉例說, 有一投資者擁有200萬資產, 有一半用來做定期存款的. 後來他將原來的100萬元定期存款改為投資單一股票掛鉤的ELD(股票掛鉤存款), 股價一旦下跌, 他也要接貨, 整個資產組合中的一半便變成單一隻的股票, 縱使股票是大藍籌, 組合的風險已經截然不同. 雷曼迷債的補償方法由於牽涉太多酌情,變得在道理上很扭曲. 雷曼不雷曼,根本不是關鍵. (於2011年3月28日刊登於明報)

Thursday, March 24, 2011

可怕的對手、值得學習的鄰居

日本人排隊,中國人搶鹽。 日本發生世紀天災,經濟和人命冒受慘重打擊的同時,國民的忍耐和紀律卻贏得全世界的讚賞。近年日本變了香港和大陸旅客的熱門旅遊目的地,個人對日本的產品,除了食以外,興趣不大。日本時裝給我最大的印象是,街道少女在大暑天穿著短裙加上leg warmer! 日本的電子和遊戲產品,我總覺得是奇技淫巧,坦白說,年紀長也怕看冗長的說明書。 上輩中國人由於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自然對日本人抱有敵視。我記得我的中學歷史老師就堅決不用日本貨,包括當年已經差不多是每家必備的電飯煲。有國內經營汽車銷售的朋友告訴我,到今天,南京的日本車銷情,仍然比其他相若中國城市低,可見戰爭的烙印仍然影響着劫後餘生的一代。 日本人的客氣是街知巷聞的。有人笑謔說,交通意外後,兩方人都會急不及待從車內走出來向對方鞠躬道歉賠不是,這樣的事情只有在日本才會發生。 留學日本的名記者張宏艷說“日本人每做一件事也會考慮到對其他人的影響….日本人顧全大局的心理質素是久經訓練的”。 但日本人的優點也是他們的缺點,忍讓和守法令他們不願意挑戰權威。二次大戰時,軍國主義興起,民間卻完全沒有自我反省能力,任由日皇領導下的東條英機政府為所欲為。福島核爆危機中,菅直人堅持東電員工置諸死地而後生,東電管理層亦只有啞忍接受。 以我的老本行為例,日本國內資本市場規模龐大,但我任職交易室的年代,卻很少聽到有什麼出色的日本交易員。在東京交易室賺大錢的很多都是Gai-Jin(老外),因為要在市場爭勝,思想另類遠比服從和守規矩重要。 近年讀多了一些中日戰爭的歷史,明白到日本皇軍之所以能夠憑著蕞爾之地,迅速成為亞洲最大的軍事勢力,跟他們國民質素有莫大關係。歷史學家王仁宇早年投身行伍, 他的回憶錄中提到: 戰後國軍接收的日本降兵,戰俘的紀律和衣履整齊都給他很深的印象。新加坡立國總理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曾提及新加坡日治期間,盜賊絕跡,治安比英國人管治時還要佳。當然, 他更多是歸功於高壓統治的成功。 今天的地球村,大家都接受唇齒相依的現實,日本受創,引起iPhone供應緊張,美國國內亦有通用車廠因為零件供應中斷而停工。中國和日本,一海之隔,文化交流源遠流長。上世紀初,大和民族曾經是我國知識分子學習的對象,但倭寇和皇軍亦曾是中國人的夢魘,是敵是友,福兮禍兮,一念之差而已。 (於2011年3月24日刊登於信報)

Thursday, March 17, 2011

銀行家 – 洋與土的分別

因工作關係, 中外銀行家都交往不少, 跟他們的關係有時是主有時是客. 如今, 算是半個圈外人, 再看風雲, 倒是別有體驗.

國內銀行分等級, 既反映規模亦反映在國家政治架構裡的地位. 銀行中以國有的五大銀行(工行、建行、農行、招行及中行)為首, 五大行高級職員等同於政府高幹, 股票分析員可能覺得民營銀行的經營效率可能比國有銀行高. 然而, 在中國以權為先的社會體制下, 國有大銀行與一般民營股份制銀行是尊卑有別的. 試過參加一國有銀行的外省活動, 領導是來自北京的副行長. 當地分行職員見到北京的行長都前踞後恭, 就連當地的客戶亦排著隊很殷切地等候和總行的領導握手, 這情景不禁令我想起譚詠麟的電影《假如我是真的》.

土是這般, 洋又如何? 投行“生涯”(更正確的說法是“薪水”)令人羨慕, 惹來不少尖子折腰. 在北京君悅酒店, 英文瑯瑯上口的長春藤畢業生替山西來的大款點煙是常見的場面.

為何中外的銀行家身份和舉止會有那麼大的分別呢? 北京銀行的副行長的薪水可能連投行的阿蘇(Associate)也比不上. 然而, 但他擁有的權力既可影響手下的升遷, 批核的貸款亦可能決定企業生死. 反之, 看似風光的投資銀行家, 如梁伯濤所說『不過是高級“擦鞋仔”而已』. 雖然生意做成之後, 銀行分紅絕不手軟, 但工作上實在說不上什麼尊嚴.

權與財的不對稱是中國金融業的一個積弊. 早年, 在內地請一些中國朋友打高球, 結帳時都刻意隱藏銀碼, 因為一場高球的草坪費可能就是這位國家機構交易員的一個月薪水. 近年聞說國內金融機構一線員工的薪酬已經倍增. 一直以來, 不少外資機構在中國擴充業務時, 高薪挖角. 像外管局般的大機構便會將這些外資行列入黑名單, 有段時間不與他們做生意, 以警傚尤.

中外銀行家舉止各異, 亦與銀行經營的業務有關. 國內銀行主要經營的是存貸業務, 銀行家代表資金, 客戶對他們自然必恭必敬. 反之, 外資銀行近年目標是非利息收入(Fee Income), 賤視用資產表來賺錢. 所謂非利息收入就是經紀業務, 投行和客戶的主客地位跟商業銀行有很大分別.

銀行業務靠的是人才, 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人才.

(於2011年3月17日刊登於信報)

Monday, March 14, 2011

慎防網民變暴民

網絡引發茉莉花革命,導致北非變天,全球當政者都密切留意網民動態。

在香港,特區政府派錢好心做壞事,惹來一身騷,有新移民投訴分不到六千塊錢的杯羹,本地網民反應激烈,在網上宣洩反新移民情緒。

能夠在全世界無遠弗界的平台上,不用留下姓名地址身分証號碼,用你最喜歡的助語詞,要幾激情有幾激情,去月旦任何一位你認識的公眾或非公眾人物,是每一個現代網民享用到的權利,但亦為每一個地球村市民帶來恐懼。

最新統計數字顯示, 中國網民人數已超越3.3億人,世界排名第一,總數比美國人口還要多。有趣的是,根據麥堅時顧問報告,比起歐美的同伴,中國網民花在網上聊天和下載音樂或電影更多,反之,歐美網民花在找尋資料和工作的時間較長。這是不是反映兩地網民質素的差異呢?

網絡影響力大,各國政府都非常着緊這塊無邊界的疆土,互聯網爭奪戰已經重複出現在中美的政治角力場上。去年,谷歌(google)投訴中國政府的審查,甚至不惜退出中國市場,部分實情是谷歌一直未能動搖百度中國搜尋器的領先地位,在既要犠牲貞節,又賺不到錢情況下,退出至少贏得道德高位。

2009年7月中國政府要求所有在中國出售的電腦都要安裝〝綠壩〞軟件,目的是〝建構綠色、健康與和諧的網絡環境〞,尤其是保護青少年的心智,免受壞資訊荼毒,外間很多人認為這是中國安檢打正旗號進入虛擬世界,反對聲音不絕,不足兩月,政府態度軟化,最終只要求學校、網吧和供公眾使用的電腦才需安裝〝綠壩〞。往下看,尤其是在茉莉花革命之後,官方的壓力,縱使是由地上走進地下,必是有增無減。

大家對政府〝干預〞網絡懷有戒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話分兩頭,撇開政治不談,網絡作為媒體的一種,我們是否應該替它定下文明的使用規則?要知道,每個人都有潛在醜惡的一面,通過教育、善緣和法律的制衡,文明社會大部分人都能夠互諒互讓,但如果一旦暴戾的因子互為影響,會對社會造成很大傷害。

古老相傳,元朝末年,順帝不理朝,恣意淫佚,民生困頓,饑荒四起,百姓鋌而走險。為了對付官府的嚴密監視,大家利用中秋節交換月餅的機會,在餅中放一紙條,寫上「八月十五殺韃子」。動員群眾,今天已經不用靠月餅了,網絡的力量就像走出魔瓶的精靈般,一發不可收拾,任何控制都難免和欺壓民意沾上關係,但是,社會如何避免重蹈義和拳和紅衞兵的覆轍,保護弱勢和個體的權利和自由,是值得我們三思的。


(於2011年3月14日刊登於明報)

Friday, March 11, 2011

香港人的寒傖

愈來愈覺得香港人寒傖.

樓價上升是因為香港樓市不再是700萬人的樓市, 現在是13億人的樓市(套用施永青先生的話), 上水主婦抱怨買不到奶粉是因為祖國同胞跨境搶購, 那天與領匯的高層閒聊, 提起天水圍已經不再悲情, 由於接近邊界, 北區已經成了深圳同胞的購物天堂, 商場生意興旺, 輪候租戶的名單愈來愈長.

我們寒傖, 是因為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很昂貴的城市. 但是, 將香港變為全中國最昂貴的城市; 提供最優秀的服務、售賣最高質素的產品、服務祖國的高收入同胞. 絕對是特區未來的出路. 這說法不是為了突顯階級衝突, 而是從現實的角度去發掘香港和內地的雙贏和互補. 其實, 自2003年中國開放自由行, 替剛被“沙士”蹂躪後的香港市面打了一強心針, 這事實已經很明顯.

針對樓價升值, 近日有人提出特區應該限制內地人在港購買物業, 這是值得大家探討的. 其實, 香港高質素的醫療保險早已實行本土居民與非本土居民不同收費. 在香港這寸金呎土的地方, 土地是一重要資源, 利益撥歸本土居民是完全說得過去的.

有朝一日, 特區身份證成了奇貨可居, 絕對不是壞事. 但在劃分本土居民和非本土居民時, 我們要切戒大香港心態. 什麼是香港人? 香港人應該是指不論種族、不論宗教、不論口音, 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市民. 除了少數的原居民之外, 大部份的香港人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後代, 我們切忌有過橋抽板的心態, 將自己見異於比我們較遲抵疊的新成員.

惟有這樣, 既是有容乃大, 亦同時貫徹主客有別, 才能發揮香港這個過去是“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地方”的永久優勢.

我的法國朋友剛從法國鄉間探親返港, 據他說 : 法國除巴黎以外, 百份之六十的人口稅前收入是在2,000歐羅以下. 除稅後大約是1萬港元左右吧. 法國政府為每一個公民提供生活安全網, 醫療教育都是免費的. 但如果論到收入, 絕大部份的法國家庭的收入, 可能比香港一個中產家庭還要低. 然而, 大部份的法國人並沒有感到自己是貧窮的. 亦很少人會覺得法國是窮國家, 老外用鈔票換走他們的名牌服飾和貴價紅酒. 法國人歡喜還來不及; 我們寒傖, 但我們快樂.

(於2011年3月11日刊登於信報)

Thursday, March 3, 2011

塔米斯女神請閉上眼睛

今年2月18日,第一宗迷債刑事案宣判,銀行分行職員被控的九項欺詐或罔顧實情誘使投資罪,被法官判以罪名全部不成立,這是2008年因雷曼倒閉而引發的迷債風潮,第一次刑事檢控,這段新聞各大報章在19日都大幅報道,之後便靜下來,傳媒沒有怎樣跟進,比起每天仍在中環各大小銀行門前抗議的苦主,音量和毅力都有天淵之別。

雷曼事件令不少人積蓄化為烏有,受害者中包括長者和低教育水平的投資者,輿論和民心很自然同情受害人,反對派政黨亦藉此炮轟政府和監管機構,一如近年特區所有具爭議的問題,當中難免出現的政治抽水。

感情傾向和法律責任是兩碼子的事。公義女神塔米斯(Themis)蒙着眼,就是要力求客觀,判案時不受控辯雙方的身份影響,絕對不容許出現挫强扶弱的偏心。

很奇怪,這案件是牽涉雷曼刑事案的第一宗(是不是最後一宗?尚是言之過早),當初矛頭所指的金管局、證監、銀行和銀行前線職員,最終就只有末者亦是最弱勢的遭檢控。

撇開法律不談,說公平,怎樣才是公平呢?去年6月,銀行以賠償六成本金和大部分迷債苦主庭外和解(透過證券行購買雷曼產品的投資者更獲得全數賠償),如果銀行是錯的話,是不是應該連本帶利賠足?如果不是銀行錯的話,是不是應該一分錢也不賠?每個投資者都獲得相同補償,是否代表每宗買賣都是一樣,在相同的情況之下進行?投資者的知識水平、投資經驗和對複雜文件的理解能力亦是同等呢?銀行願意賠六成,是不是代表對錯六四分,六成的錯在銀行?四成的錯在投資者?說實話,整個解決方法都是權宜。

雖然至今已有約八成雷曼苦主與銀行接納賠償,但不少苦主仍然堅持要拿回全部本金。而且,事件起因雖然是迷債和星展銀行推出類似的產品〝星債〞,但發展至今,在中環街上有組織的疲勞轟炸式抗議,對象已經超出銷售迷債的銀行,恒生和匯豐銀行並沒有出售迷債,前者因為售賣ELN,後者因為Accumulator,而被受損的投資者抗議,早時,匯豐甚至出動盆栽擋嘈音。說擾民,在銀行門前經營報攤的報販時常遭受過百分貝的嘈音襲擊,才是池魚之殃。環保署對公眾地方聲音污染,底線又在那呢?

當年我在銀行工作,衍生工具交易上很多客戶都是財力雄厚的企業,但市場一旦逆轉,客戶蒙受損失,有些便不惜大興訴訟指控銀行不正當銷售,在中國、印尼和韓國都曾出現類似情況。經驗告訴我,告與不告?理據只是其中一個考慮點。銀碼有多大?自己的財力有多少?(財力大,機會成本自然低)才是關鍵。即使無奈,銀行亦要接受這現實。雷曼苦主願意花時間和銀行糾纏,很難說是與銀碼和時間的機會成本無關。

雷曼出事後,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提出事情的解決方法,最終是法與情的平衡。The law has spoken,情又何以堪呢?

(於2011年3月3日刊登於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