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9, 2017

看金馬, 憶張徹


在電視上觀看第54屆台灣金馬獎, 兩岸三地難得有一個平台可以放開政治包袱, 互相交流, 令人欣慰. 

文化的影響力就像國勢一樣, 潮來潮去. 曾幾何時, 台灣的娛樂出口, 不論是電影的甄珍、時代曲的姚蘇蓉, 舞台的寶島歌舞團都曾風靡鐵幕外的華人 .  踏入七十年代, 仙杜拉的啼笑姻緣和楚原的電影《七十二家房客》一下子揭帶起了粵語流行曲和粵語片的風潮.   港產文化到了今天仍然影響大陸市場, (周星馳在國內熱賣電影, 裡面很多橋段都是他十多年前港產片用過的舊橋).

台灣電影到了今天已很難說是華人圈子中的領頭羊, 製作很多都是以吾鄉吾土為主題. 這屆金馬獎的最佳電影『血觀音』寫的亦是本土風情.  這敢情好, 有容乃大, 每人頭上一片天, 各自各精彩.    很多年前, 台灣的政治審查很嚴峻, 很多香港藝人是不敢和大陸沾上關係, 以免與金馬獎提名絕緣.  今天這些都化作歷史. 

台灣的文藝事業發展是其政治背景.  大陸變色後, 不少主要的文藝界人都隨國民黨政府遷台.  其中一個人是已去世的大導演張徹(1923-2002).     張的男剛電影不是我的那杯茶,  但我很喜歡看張的文章.  《張徹近作集》(明窗出版社, 1988)是我差不多三十年前買的一本小書.  卷首幾篇是談張徹和蔣經國的一段交往, 我看了幾遍!

…..蔣經國先生無疑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個重要人物; 『蓋棺定論』, 我絕對沒有資格, 只是有幸有一個短暫時期接近過蔣先生, 是從他初到台灣家居, 和在台灣首次出任公職, 做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的第一年, 可以說是蔣先生在台灣政治上的第一個階段.  這一個階段, 並不可以代表蔣先生的全面, 我只是忠實記下親見親聞, 不取任何傳聞『內幕』, ………僅是觀察, 並無褒貶, 總以忠實為主要原則. 

張徹少年得志, 在上海加入國民黨文藝沙皇張道藩的『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 當上了官.  1948, 張徹26, 因為導演《阿里山風雲》而組隊前往台灣, 未幾上海易手, 張徹滯留台灣.  蔣經國隨國民黨退守台灣, 大公子當時尚未有正式任命, 但作風豪邁, 到處招攬人才, 用『頭等人才、三等職務、特等權力』來建立自己的班底, 並且向張徹招手.  當日, 蔣經國所代表的後進勢力, 已經開始和元老派包括張道藩等背後較勁.   張徹少不更事, 跳了馬槽, 後期甚至弄得有點兩面都不是人.    張徹飽受政治之苦, 決定遠走香港, 棄官從藝. 

張徹捧紅過很多武打明星, 較著名的包括狄龍、姜大衛、傳聲.  大導演吳宇森亦是張家班出身. 晚年他的影片沒有那麼賣座, 但仍然不停發掘新的契仔, 不會停留在想當年的階段, 這是我作為一個旁人特別欣賞他的地方.     據聞張徹在片場甚具霸氣, 他的筆下卻充滿傳統文人那種尊師重道. 

25屆金馬獎1125日在台灣舉行, 邵氏晚期的當家方逸華在1122日也過世了.

(2017124日刊登於蘋果日報)






做中國人重要,抑或做人重要?

「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問自己能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長遠發展做些什麼?能為國家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做些什麼?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些什麼?」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早前的基本法研討會上如是說。李主任這種宣旨的口吻,港人可能不大習慣,但法理上卻沒有犯錯。
這段日子有一個問題縈擾在我腦海中:究竟是做中國人重要,抑或是做人重要呢?曾幾何時這世界是充滿理想的,西方固是在推銷它的自由民主,共產陣營也在出口它的反剝削階級鬥爭,大家都懷有一個理想,希望推己及人。今天兩個全球最舉影響力的國家,特朗普說要"美國優先",習主席掛在口邊的是中國民族復興,都是私利為先。也許過去大家都在裝偽君子,如今扯下面具安作真小人。但我仍然希望中國人追求的亦不單是強國夢,而是一個高質素的地球人。
強國夢有市場,因為我們曾經積弱。中華文明源遠流長,雖然起點比不上像兩河文明等更古老的文明,經濟實力曾長期領先於其他"國家"(國家這觀念是一近代產物,之前中國只有朝代沒有國家),有學者估計1800年清帝國GDP佔世界比重高達44%,是當年全球第一,但為什麼踏入19世紀,短時間內科技水準和經濟發展被列強迎頭趕上?英國歷史學者李約瑟很早便提出這稱問題,學界並且稱之為李約瑟之迷。最近我讀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所著的《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作者談的便是糾結了數代知識份子的這個老問題,書的主調是:
1.     中國國事大有可為;
2.     西方的興起有其隨機性,現代化的作用被過份跨大;
3.     國家富強不可以單靠經濟和市場發展,一個強大的國家組職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宋朝的失敗便是例子;
4.     土地和農村改革是中國的一個獨特經驗,西方尤其是知識份子鼓吹的一套並不適用。
雖然作者沒有明說,但言下之意是所謂普世價值是緲緲之談而已。我相信上面的說法非常附合當前領導人的思路。民族復興一直是晚清以還中國政治家抓權的最"就手"工具,由孫中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到今天的習近平,屢試不誤,目的是大家槍口要向外不要向內。
感情上,我絕對是中國膠,中華文化是我思想胚胎的母體,亦因此愛之深責之切。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樂觀的,我的樂觀主要源自我造訪不少不陸二三線城市,看到年青人那種朝氣勃勃石敢當精神,歷史周期為他們帶來了黃金機會,然而你能夠想像一些千禧代的孩子,他們未滿18歲已經坐在父母親開的寶馬或奧廸房車裏(縱使是國產版),你再去要求他們長大後要明白八國聯軍侵京之恥,不要挑戰中央政府,這有可能嗎?

(20171127日刊登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