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意義在哪?
2011年快近尾聲, 今年最火熱的歷史題材肯定是辛亥革命. 大陸的《財經》雜誌紀念雜誌出版13週年, 在10月下旬出了一本名為《未完成的轉型》的特刊, 內裡有余英時教授的一篇《回首辛亥革命, 重建價值觀念》文章, 分析晚清自十九世紀中葉由洋務運動掀以還的改革, 為什麼功敗垂成?
今天, 中國國運正臨三岔口; 是真正的大國崛起? 抑或是經濟實力的剎那亢奮? 端看我們怎樣把握目下. 盤旋在黃土地上的兩大片烏雲, 一是經濟改革可以獨立於政治改革嗎? 二是普世價值能否適用於中國呢? 雲過後可以是青天, 雲也可以是大風暴的前夕.
余教授以晚清為鏡,首先指出改革失敗是因為滿州權貴著緊大清多於著緊中國, 種種的改革只是局限於經濟和技術方面, 保守派貴族害怕滿州政權被漢人奪走, 政治改革變得遙不可及.
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 國內近年有種說法, 認為清末改革派(包括主張君主立憲的)和革命派是在競跑. 前者廢科舉、改官制, 希望能夠給大眾多一個選擇, 趕在革命黨人的前面, 延續大清帝國的命脈. 余英時認為這說法根本不成立. 統治滿州的就是一個黨 – “滿州黨”, 這個黨絕對不能放棄權力!
余英時反對用暴力推翻另一個政權, 因為暴力革命以後, 一定是用暴力維持政權, 否則自己就要垮台. 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 滿清根本是一個自然解體的爛蘋果. 慈禧太后死後, 清皇朝再沒有權威了. 袁世凱當國, 接著來的軍閥割據, 政治上非常混亂. 但沒有強人控制底下, 國家倒孕育出以五四運動為代表的思想開放黃金時期. 國民黨一統天下之後, 整個國家的意識型態便愈來愈封閉.
談到普世價值, 余英時認為普世價值並不只是屬於西方的, 中國文化傳統內裡固然包含很多普世價值, 其它文化像印度, 也早有自由平等的思想. 我們需要做的是重建在現代化過程中, 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價值.
余英時認為現代社會有公領域和私領域. 公領域必須有民主選舉和施法公正等價值標準. 私領域就是個人道德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儒家思想的應用在後者. 儒家本身不能直接變成實法, 只能是社會上一種文化力量, 用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西方靠宗教, 但中國(共產黨?)如果把儒、釋、道、黨和宗教都丟掉, 精神領域便是真空. 中國有沒有前途, 要看人民如何選擇和培養價值. 而價值觀必須是開放和能否被多數文明社會接受的. 要理解世界, 中國絕對不能固步自封, 以自己為中心. 中西文化絕對可以互相包容彼此的核心價值.
余英時是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出身新亞書院的他, 立場向來反共. 今天能夠在大陸風行的雜誌上發表文章, 倒是令人感到愉快的.
我對歷史, 連皮毛也沾不上, 只是喜讀閒書. 1983年, 余英時在海外發表他研究陳寅恪學術精神和晚年心態的心得, 當中包括《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等一系列文章, 創新地解釋陳寅恪詩文中的“古典”和“今情”, 在海外學術界引起很大迴響. 他認為陳晚年的詩文隱藏了一套獨特的暗碼, 並以此引證陳晚年遭遇之沉痛, 實非外人所能想像. 有反對者認為, 以余的反共背境, 這些都是“弘箭文章”. 余英時與陳寅恪素未謀面, 單憑文字去演繹陳寅恪晚年心境. 多年後, 據余教授稱, 陳寅恪曾托次女陳小彭轉告余: “作者知我”.
歷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4), 被譽為是上世紀中國學識最淵博的學者, “教授中的教授”. 新中國成立後, 陳寅恪選擇留在大陸做學問, 堅持“自由之意識、獨立之精神”. 雖然決意不參加政治學習、不接受思想改造, 仍然長時間受共產黨禮待. 直到六十年化文革爆發, 受群眾活動打擊, 鬱鬱而終.
說解碼, 余英時教授的文章《回首辛亥革命》中, 整篇沒有提及共產黨三個字. 明眼人看, 談辛亥革命, 固是溯古, 但亦是究今.
(於2011年12月23日刊登於信報)
今天, 中國國運正臨三岔口; 是真正的大國崛起? 抑或是經濟實力的剎那亢奮? 端看我們怎樣把握目下. 盤旋在黃土地上的兩大片烏雲, 一是經濟改革可以獨立於政治改革嗎? 二是普世價值能否適用於中國呢? 雲過後可以是青天, 雲也可以是大風暴的前夕.
余教授以晚清為鏡,首先指出改革失敗是因為滿州權貴著緊大清多於著緊中國, 種種的改革只是局限於經濟和技術方面, 保守派貴族害怕滿州政權被漢人奪走, 政治改革變得遙不可及.
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 國內近年有種說法, 認為清末改革派(包括主張君主立憲的)和革命派是在競跑. 前者廢科舉、改官制, 希望能夠給大眾多一個選擇, 趕在革命黨人的前面, 延續大清帝國的命脈. 余英時認為這說法根本不成立. 統治滿州的就是一個黨 – “滿州黨”, 這個黨絕對不能放棄權力!
余英時反對用暴力推翻另一個政權, 因為暴力革命以後, 一定是用暴力維持政權, 否則自己就要垮台. 辛亥革命不是靠暴力起家的. 滿清根本是一個自然解體的爛蘋果. 慈禧太后死後, 清皇朝再沒有權威了. 袁世凱當國, 接著來的軍閥割據, 政治上非常混亂. 但沒有強人控制底下, 國家倒孕育出以五四運動為代表的思想開放黃金時期. 國民黨一統天下之後, 整個國家的意識型態便愈來愈封閉.
談到普世價值, 余英時認為普世價值並不只是屬於西方的, 中國文化傳統內裡固然包含很多普世價值, 其它文化像印度, 也早有自由平等的思想. 我們需要做的是重建在現代化過程中, 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價值.
余英時認為現代社會有公領域和私領域. 公領域必須有民主選舉和施法公正等價值標準. 私領域就是個人道德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儒家思想的應用在後者. 儒家本身不能直接變成實法, 只能是社會上一種文化力量, 用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西方靠宗教, 但中國(共產黨?)如果把儒、釋、道、黨和宗教都丟掉, 精神領域便是真空. 中國有沒有前途, 要看人民如何選擇和培養價值. 而價值觀必須是開放和能否被多數文明社會接受的. 要理解世界, 中國絕對不能固步自封, 以自己為中心. 中西文化絕對可以互相包容彼此的核心價值.
余英時是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出身新亞書院的他, 立場向來反共. 今天能夠在大陸風行的雜誌上發表文章, 倒是令人感到愉快的.
我對歷史, 連皮毛也沾不上, 只是喜讀閒書. 1983年, 余英時在海外發表他研究陳寅恪學術精神和晚年心態的心得, 當中包括《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等一系列文章, 創新地解釋陳寅恪詩文中的“古典”和“今情”, 在海外學術界引起很大迴響. 他認為陳晚年的詩文隱藏了一套獨特的暗碼, 並以此引證陳晚年遭遇之沉痛, 實非外人所能想像. 有反對者認為, 以余的反共背境, 這些都是“弘箭文章”. 余英時與陳寅恪素未謀面, 單憑文字去演繹陳寅恪晚年心境. 多年後, 據余教授稱, 陳寅恪曾托次女陳小彭轉告余: “作者知我”.
歷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4), 被譽為是上世紀中國學識最淵博的學者, “教授中的教授”. 新中國成立後, 陳寅恪選擇留在大陸做學問, 堅持“自由之意識、獨立之精神”. 雖然決意不參加政治學習、不接受思想改造, 仍然長時間受共產黨禮待. 直到六十年化文革爆發, 受群眾活動打擊, 鬱鬱而終.
說解碼, 余英時教授的文章《回首辛亥革命》中, 整篇沒有提及共產黨三個字. 明眼人看, 談辛亥革命, 固是溯古, 但亦是究今.
(於2011年12月23日刊登於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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