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都不能少”是口號而已

林鄭處理封關事件,依舊地進退失據,溝通欠奉,惹來全城臭罵。小市民的我衷心希望林鄭的名字很快在港聞版消失。 很多時候市民反感特首,評論施政時往往偏離理智。

很多年前看過一本很有趣的經濟學小書《Freakonomics》,作者芝加哥大學經濟教授Steven Levitt和《紐約時報》記者Steven Dubner嘗試用另類的角度去分析經濟行為。我印象猶深的是:911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大力加强機場保安,先不論加聘人手的費用,單以安檢手續引致的延誤,加起來的時間,是事件中失去的三千條生命所代表的人壽的萬倍。

當然這種說法有點跡近冷血,人命的代價是很難量化的。就像電影《Saving Private Ryan》(港譯雷霆救兵),美軍為了救一大兵,結果要付出更多的生命,從人道的立場也許沒有錯,從經濟的考慮這是否最優化(Optimal)的決定呢?

冠狀病毒令大陸和香港人活在夢魘中。大陸官方數字可靠性低,加深了大家的恐懼。我看過不同來源的醫學分析,冠狀病毒可怕之處是擴散力高,所以會有香港人有過百萬染症之說,但死亡率估計會低於沙士的10%,更遠比伊波拉病毒和H5N1禽流感低。然而,見諸兩地政府的種種的封城、罷市、罷學等措施,絶對是如臨大敵,難道他們知道一些小市民不知道的訊息?

政客碰到人命攸關的問題,常常掛在口邊的都是"一個也不能少",但他們心裏面真是這樣想嗎?登上權力高峰的人,因為對權力的戀棧,很多決定都是政治因素大於一切,試看中國的近代史,蔣介石抗日更多的考慮是殲滅異己,豎立自己的權威;毛澤東掀起那麼多次的政治運動,死了那麼多人,目的是殲滅任何一個有機會挑戰他的革命同志。這些英雄人物決定用萬骨來建造自己的神壇,是絕不手軟的。

港府在關口實施强制檢疫後,從數字看受影響最大的是經常穿梭深港的香港人,任何政策都會引起collateral damage。特區政府的無能和欠缺說服力 — 例如用世衞的道德高調來用作不封關的藉口,將原本需要小心處理的問題變了熱山芋。 

但我們應該理智地分析這事件。每年香港都有老人家因為感染流感而過世,如果政府說:我要禁絕流感殺人,一個也不能少,並且因而禁止很多社會活動,市民又會否覺得小題大做?

當瘟疫遇上政治時,政府的防疫措施,政治考慮是重中之重。

(2020210日刊登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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