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都不能少”是口號而已

林鄭處理封關事件，依舊地進退失據，溝通欠奉，惹來全城臭罵。小市民的我衷心希望林鄭的名字很快在港聞版消失。 很多時候市民反感特首，評論施政時往往偏離理智。

很多年前看過一本很有趣的經濟學小書《Freakonomics》，作者芝加哥大學經濟教授Steven Levitt和《紐約時報》記者Steven Dubner嘗試用另類的角度去分析經濟行為。我印象猶深的是：９１１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大力加强機場保安，先不論加聘人手的費用，單以安檢手續引致的延誤，加起來的時間，是事件中失去的三千條生命所代表的人壽的萬倍。

當然這種說法有點跡近冷血，人命的代價是很難量化的。就像電影《Saving Private Ryan》（港譯雷霆救兵），美軍為了救一大兵，結果要付出更多的生命，從人道的立場也許沒有錯，從經濟的考慮這是否最優化（Optimal）的決定呢？

冠狀病毒令大陸和香港人活在夢魘中。大陸官方數字可靠性低，加深了大家的恐懼。我看過不同來源的醫學分析，冠狀病毒可怕之處是擴散力高，所以會有香港人有過百萬染症之說，但死亡率估計會低於沙士的１０％，更遠比伊波拉病毒和Ｈ５Ｎ１禽流感低。然而，見諸兩地政府的種種的封城、罷市、罷學等措施，絶對是如臨大敵，難道他們知道一些小市民不知道的訊息？

政客碰到人命攸關的問題，常常掛在口邊的都是"一個也不能少"，但他們心裏面真是這樣想嗎？登上權力高峰的人，因為對權力的戀棧，很多決定都是政治因素大於一切，試看中國的近代史，蔣介石抗日更多的考慮是殲滅異己，豎立自己的權威；毛澤東掀起那麼多次的政治運動，死了那麼多人，目的是殲滅任何一個有機會挑戰他的革命同志。這些英雄人物決定用萬骨來建造自己的神壇，是絕不手軟的。

港府在關口實施强制檢疫後，從數字看受影響最大的是經常穿梭深港的香港人，任何政策都會引起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特區政府的無能和欠缺說服力　—　例如用世衞的道德高調來用作不封關的藉口，將原本需要小心處理的問題變了熱山芋。　

但我們應該理智地分析這事件。每年香港都有老人家因為感染流感而過世，如果政府說：我要禁絕流感殺人，一個也不能少，並且因而禁止很多社會活動，市民又會否覺得小題大做？

當瘟疫遇上政治時，政府的防疫措施，政治考慮是重中之重。

(於2020年2月10日刊登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