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anuary 6, 2010

香港民主派是一個Call Spread

在衍生工具操作中, 一個常見的策略是Call Spread. 投資者買了一個低行使價的認購期權(Call), 再沽出一個高行使價的Call, 這是一個很低風險的投資策略. 由於投資者購入一個低行使價(附圖C1)的Call, 到期權到期日, 如果資產價值在這行使價之上, 投資者便會獲利; 但由於同時間, 投資者在更高的行使價(C2)上沽了一個Call, 當資產升越這個行使價時, 利潤便會被鎖定, 不會隨著資產而升值. 這策略付出的代價不高, 主要是購買低行使價的Call的期權金減去高行使價的Call的期權金, 但盈利亦是有限的(最高是C2-C1).
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底下, 作為反對黨, 好像買了一個Call Spread. 朝上看, 能夠爭取到的政治改革空間有限, 但朝下看, 付出的亦是很少.

元旦日,民主派支持者示威, 抗議目的地捨上亞厘畢道而取西環, 這算不算是遲來的覺悟呢? 大家終於明白到香港政制的生殺大權, 其實是操在中南海手中, 而不是在禮賓府. 在香港爭取民主, 積極看, 是可以為中國的政制發展起一催生作用; 消極地看, 北京是完全掌握了形勢和時間表. 民主派所爭取的祟高目標, 離現實實在是太遠太遠, 能夠做到寸進已經很難得.

贏的空間那麼少, 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樂此不疲, 除了道德情操之外, 成本低亦是原因之一. 林行止先生在今期信報月刊的文章《志業民主徒勞、從政足以糊口》, 分析香港作反對黨的成本, 一針見血. “….民主政治標的那麼難達, 沒有蠢人的香港, 何以又有那麼多人留在政壇尤其是北京不願見的政治圈中? 答案很簡單, 在香港從政的機會成本很輕, 這即是說, 稍存政治浪漫思想且對現狀不滿的人, 仍可藉從政作為謀生工具及揚名手段….”

在很多專制國家裡, 爭取民主是拋頭顱灑熱血的事. 遠的不說, 即使是在人均收入已達發達國家水平並且兼承英國司法制度的新加坡, 反對黨人為政治而弄到生活坎坷, 例子比比皆是. 我在新加坡居住了7年, 對這一黨獨大的國家的反對黨發展特別留意. 在新加坡作反對黨, 偶一不慎, 例如在競選時亂叫口號, 很容易被控以誹謗罪, 罪成輕則罸款, 重則坐牢. 去年9月, 新加坡前工人黨領袖拉耶勒南(Ben Jeyaretnam)去世, 享年82歲. 拉耶勒南出身律師, 他一生的政治生涯都是被執政黨所發起的官司所纏擾, 進出議會數次(第一次加入議會是1981年, 最後一次離開是2001年). 他去世前的一天, 仍在法庭上打官司, 心力交瘁, 死而後已. 人家付出的代價比在香港做反對黨高很多很多.
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中, 永遠反對黨的後遺症, 是不用擔心有天上台後, 因為承諾不能兌現而被選民唾棄(台灣的民進黨是樣辦). 同樣, 多黨代議政制的弊病是, 每個人都可以走Niche Market路線, 用定位激進鮮明來爭取鐵票.

美國政府遊離於民主和共和兩黨之間, 所以誰上台都不會過份極端, 以免受拒於主流社會, 陷自己於萬劫不復之地. 北京和建制派花盡心思設計的香港政治遊戲規則, 既要有民主櫥窗, 又要掌握絕對控制權. 由於先天缺憾, 留下很多擾人的尾巴.

如果朝好的方面想, 香港社會有能力負擔一個永遠的反對黨, 何嘗不是富裕的象徵?


(於2010年1月6日刊登於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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