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國人重要，抑或做人重要？

「我們每個人都應當問自己能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長遠發展做些什麼？能為國家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做些什麼？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些什麼？」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早前的基本法研討會上如是說。李主任這種宣旨的口吻，港人可能不大習慣，但法理上卻沒有犯錯。

這段日子有一個問題縈擾在我腦海中：究竟是做中國人重要，抑或是做人重要呢？曾幾何時這世界是充滿理想的，西方固是在推銷它的自由民主，共產陣營也在出口它的反剝削階級鬥爭，大家都懷有一個理想，希望推己及人。今天兩個全球最舉影響力的國家，特朗普說要"美國優先"，習主席掛在口邊的是中國民族復興，都是私利為先。也許過去大家都在裝偽君子，如今扯下面具安作真小人。但我仍然希望中國人追求的亦不單是強國夢，而是一個高質素的地球人。

強國夢有市場，因為我們曾經積弱。中華文明源遠流長，雖然起點比不上像兩河文明等更古老的文明，經濟實力曾長期領先於其他"國家"（國家這觀念是一近代產物，之前中國只有朝代沒有國家），有學者估計１８００年清帝國ＧＤＰ佔世界比重高達４４％，是當年全球第一，但為什麼踏入１９世紀，短時間內科技水準和經濟發展被列強迎頭趕上？英國歷史學者李約瑟很早便提出這稱問題，學界並且稱之為李約瑟之迷。最近我讀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所著的《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作者談的便是糾結了數代知識份子的這個老問題，書的主調是：

1.     中國國事大有可為；

2.     西方的興起有其隨機性，現代化的作用被過份跨大；

3.     國家富強不可以單靠經濟和市場發展，一個強大的國家組職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宋朝的失敗便是例子；

4.     土地和農村改革是中國的一個獨特經驗，西方尤其是知識份子鼓吹的一套並不適用。

雖然作者沒有明說，但言下之意是所謂普世價值是緲緲之談而已。我相信上面的說法非常附合當前領導人的思路。民族復興一直是晚清以還中國政治家抓權的最"就手"工具，由孫中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到今天的習近平，屢試不誤，目的是大家槍口要向外不要向內。

感情上，我絕對是中國膠，中華文化是我思想胚胎的母體，亦因此愛之深責之切。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樂觀的，我的樂觀主要源自我造訪不少不陸二三線城市，看到年青人那種朝氣勃勃石敢當精神，歷史周期為他們帶來了黃金機會，然而你能夠想像一些千禧代的孩子，他們未滿１８歲已經坐在父母親開的寶馬或奧廸房車裏（縱使是國產版），你再去要求他們長大後要明白八國聯軍侵京之恥，不要挑戰中央政府，這有可能嗎？

(於2017年11月27日刊登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