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淪為四份之一大灣區人?

所有商貿協議啟動時, 很多人都會覺得自己是輸家;  真正啟動後, 輸家是有的, 但往往比想像中少.  今日已經被特朗普改頭換面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草議時, 惹來很多爭議. 那時我在加拿大工作, 當日整個政治議題都被NAFTA籠罩.  協議結果為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帶來效益, 其中美國得益最多. 

國務院今週公佈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  再一次惹來香港被赤化的疑惑.  有人恐懼中央會借大灣區的發展一併解決香港的政治問題.  灣區內的人怎樣看, 端乎您住在那裡.  消息宣佈時, 我在廣州, 我問廣州朋友對大灣區的看法, 他說: 很明顯是將深圳、廣州及澳門降格變為為北上消費的香港人服務.

有建制人仕用“領導高度”、“實行強度”及“時間跨度”來形容大灣區計劃.  我絕對覺得大灣區的成功機會比『一帶一路』大, 因為整個地區是由北京主控, 無論從政治或經濟的角度, 大灣區都是有理可循的, 而且政策是一石幾鳥,

經濟上, 發展相對優勢是老調;    香港專金融、深圳專科技、廣州專物流、澳門專優閒.  從社會角度看, 香港是一個小小的城市, 但貧富差距卻愈來愈厲害.  如果香港繼續以金融為主導, 發展下去, 肯定會變成一個高收入高消費的城市.  那麼又怎樣安置在經濟底層的市民呢?  其中一個想法就是鼓勵他們前往北面定居.  

政治上,  有人說到了2035年, 香港只有大灣區人, 再沒有香港人. 愈來愈多港人生活在深圳河北面, 自然愈來愈多人接受一國重於兩制.        

今時今日用硬實力去抗共是徒勞無功的.    香港只能用法制和文明去影響對方, 政治不正確地說一句: 當滿清皇帝樂意學習四書五經時, 漢人便勝利了.

(於2019年2月22日刊登於明報)